廿三 访宋淇(林以亮)谈流行歌曲及其他

/水晶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

●宋淇给张爱玲的信

我一向访问不录音,这一点不很像记者,所以写出来的访问只是印象记。这次夤缘从台湾到香港去做一个《流行歌曲沧桑记》的专题访问,因为事出有因,相当慎重,所以带了录音机去。现在回美了,在一切定档后,再听了好几遍录音带,再来写文章,反而觉着不习惯,打一个比喻,这叫睡惯了板床,睡不惯弹簧床了。姚莉在接受我访问时,说过一句话,使我印象很深,她说:“以前在上海嘛,唱歌总是跟乐队一淘唱,哪怕一只胡琴,像陈歌辛替我伴奏的《不要你!》也是一淘唱;到了香港,后首(来)全是戴(耳机)唱,乐队嘛归乐队,合不到一淘,唱不出feeling(感觉),那末,勿习惯之末!”

我想,借用她这一段“苏白”作开场白,也许可以稍稍说明,写访问利用录音带不太能得心应手的一个苦衷。但是听“全录宣卷”写感受也有一桩好处,就是资料齐全,有闻必录,决无芝麻听成了“骑马”的杞忧,不过话头一团乱丝,先后重复的时辰也所在多有,这一番剪辑的手续,就颇费功夫了。而目,接受访问者所说的,真是字字珠玑,都是访问者要听的,完全照录出来,读者要不要听?需不需要代读者过滤一下?这都一下子成了老大的问题。

下面要写的关于宋淇(林以亮)的访问,是经过了一番剪辑的实录。如果读者读来仍然觉着颠倒混淆哕嗦,请怪到我这枝秃笔身上,不要嗔怪宋先生。

能够见着宋先生,可算稀有的运气。一则他跟我素昧平生,又不能毛遂自荐,唯一的办法是拜托宋先生的好友介绍,于是我;想到了张爱玲女士,在七月底写了封求援的信,她先还有点犹豫,但很快祛除了这层障碍,爽快地替我介绍,这自然是天大的面子。宋淇因为张女士的情面,慨然答应所请,并且于九月六日;下午翩然降临我们夫妇两人下榻的九龙富都阁酒店,使我想起旧时人家过年大门外贴的一副春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宋淇先生身材高大,许有五尺八九寸,并没有想像中的弱不禁风,反而予入以玉树临风的感觉。惟有他的脸色,略显得有点青苍,而且走路时左肩有点倾侧──是因病引起的?此外,他的谈笑──他说一口道地的京片子。饮啖,与常人无异。宋先生是很健谈的,谈锋中时常酵泼出冷隽的幽默来。他使我想起一们人,想了半天才对了槛儿,两人都“功盖”得起“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八个字,那就是我以前在加大的指导教授陈世骧先生──但后者仿佛欠缺几分幽默,也许是见面的场合不一样。

宋淇先生带来了一封影印信,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日回覆张爱玲的,这封信归纳了他对国语(时代)流行歌曲的一个看法。自己的信影印过了,足见宋对此事的珍重,如下:

你八月七日的航简给误寄到马尼拉,上面戳了一个Missent to ManiIa(误送),可见美国邮局之糟。水晶的《流行歌曲沧桑记》我只读到一段,读来颇有趣味。那时我们洋派学生只知Bing Crowsdy(平克劳斯贝)、DickPowell(狄克鲍威儿)等,对国语时代曲是不屑一顾的。他想知道陈蝶衣的事,此人垂垂老矣,可能在台湾,他有一度在邵氏,我手下的编剧,有点交情。他作的词为典型鸳鸯蝴蝶派词句,与易文的滥调各有千秋。此中才子是陶秦,他的《不了情》,还有多首名曲可称一绝。另一位是李隽青,他的黄梅调和带有山歌味道的小曲,真不含糊。我总觉得作词一定格调要低于诗,而高于一般滥调。可以称之为threshold(中间性)作品。其余诸人均不入流。Lerner多有才气’My Fair Lady(窈窕淑女)的词多好!至于作曲以姚敏为首,当时姚莉、潘秀琼、席静婷都是姚派红歌星。王福龄现仍在写,间有佳作。李厚襄、綦湘棠(唯一受过科班训练的国立音专毕业生)从未写过一首流行的歌。我们还请日本的元老服部良一来港,大概只有一二首还有人唱,究竟不合中国人胃口,请你告诉他,即刻写信给我。祝好。

这封信大半道出了宋淇对流行歌曲的态度,说是轻视太过,喜爱则根本谈不上。宋所知道的流行歌,只是一九四九年后百代公司转移阵地到香港后,亦即是他主持国泰、电懋公司编务十三年间的事。因为宋自己是诗评家,对于下里巴人式的流行歌词,自然先天上没有好感,所以他推崇美国的Lerner,而唯一入他眼的作词人是陶秦和李隽青,余如陈蝶衣、易文等居于鸳蝴庸俗辈。作曲者他只称姚敏,歌人是姚莉。

“李厚襄(侯湘)写了很多,都忘了。”

其实侯湘在一九四九年前作过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资格可能老过姚敏,不能谓没有贡献,如跟李隽青合作的《真善美》,为郎毓秀编制的艺术歌曲《天津夜曲》,还有周璇刚出道时的《忆良人》、白光的《秋夜》、《魂萦旧梦》以及百代在上海末期的许多酋抒情曲,像姚莉的《深闺恨》,吴莺音的《莽莽神州》、《陇上一朵玫瑰》都是李的手笔,他在流行歌坛的地位,是不同凡响的,只是宋对前事不知而已。

根据六日下午在富都阁酒店的访问,宋对于流行歌曲的材料,也只是提供了以上几点,不过我已经感到很充沛了。

除此以外,我认为此次访问,还有一些其它的收获,像是宋淇谈到上海沦陷期间的话剧运动,张爱玲胜利前后在编剧方面的成就,《色,戒》这篇小说的幕后新闻(与《色,戒》这篇故事本身同样曲折离奇);他又谈到钱钟书、杨绛夫妇,虽与我访问的宗旨无关,但其珍贵性是毋庸置疑的。

●写流行歌曲的都是海派才子

当然,开门见山,宋先生第一个谈到的流行歌曲大将,是姚敏(惜乎此人已于一九六七年左右作古矣,享年仅四十九岁)。关于姚敏,宋淇有这样的话:

“姚敏可以说是有才能的,甚至于说他是天才也很难得。他没有受过作曲训练,作曲法当然不懂,和声法也不懂,可是他的的确确是自己作。弹钢琴弹得也并不好,用两个指头。那时候,我们多数人碰头的地方是叫乐宫楼,一个北方菜馆,现在还在,不过搬家了。他就在吃中饭的时候,敲那个碗,打拍子。他自己whistle(吹口哨)。慢慢地whistle出来一个tune(调子),对了呢,他就再到楼下去弹琴。他大概五线谱也会填,这样,曲子就写出来了。他的那些所谓hits(畅销歌),大半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创作。至于他的melody(旋律)有了以后,弄到将来,大概他会请菲律宾人替他作和音,这个香港也不稀奇,其余几个人均是如此。只有綦湘棠,他是上海国立音专出身的,受过专业训练,其他的人都是这样来。

姚敏是我在香港加入电影公司后才认识的,在上海并不认识。那时候每一部电影都有插曲,而且越多越好。譬如张善琨的新华公司靠钟情卖钱,每部片子至少有七八首歌。每首歌都是姚敏作曲,都由姚莉代唱,因为钟情自己不会唱歌,姚莉一唱,观众就把姚莉跟钟情identify(对上了),以为是钟情在唱,实际是‘对嘴’,咿咿呀呀,同时无缘无故,两人谈着恋爱,钟情‘哇’的一声,就唱了起来。然后,这种流行歌曲都变成了唱片,当然由姚莉主唱,唱片也赚钱,那时候大概是百代公司,好像是英国人开的。”

这时候我打了一个岔,因为我在未去香港前,曾经访问过旅居在美国奥克兰(Oakand)的崔万秋先生。根据他的说法,上海的百代公司是法国人开的,原名叫‘Pathe’。宋先生立刻点头称是,又说主持香港分公司的是英国人,老板他也见过,是说英文的。至于姚敏过世的原因,可能是血压高,心脏病,喝酒过量,当时姚也不知道保重自己。

宋淇又说:“姚敏、姚莉兄妹就是上海人,国语说来‘鸦鸦乌’,但不是宁波人,像李厚襄(侯湘)就是宁波人。綦湘棠是说国语的,是所谓学院派,不流行。最卖钱的当然是姚敏,没有办法,王福龄有一两首歌流行,主要原因是姚敏卖钱,所以价钱高,那时候一首歌的作曲费是港币五百元(二十多年前的价目)。姚莉的代唱也很贵,所以那时候张善琨的电影,主要投资不是钟情的酬劳,是姚莉、姚敏的酬劳。邵氏就觉得,那我犯不着,一样作歌嘛,可是他们不懂得,歌曲的流行跟电影的票房有直接关系。譬如说,Lerner作的词,他那个My Fair Lady完全靠他的词和曲卖钱,所以张善琨在两大公司之间──邵氏和国泰──还能够存在,就完全靠钟情、姚莉和姚敏。布景一塌糊涂,男主角也不请第一流的,后来姚莉岁数大了,嗓子不行了,就由席静婷代唱。席也是上海人,个子高高的,很聪明,唱得很好,完全是姚派。梁祝(邵氏)女角幕后代唱人是席静婷,男角自然是凌波了。”

这时我又将谈话的镜头拉到另一作词家身上,趁机问起李隽青来。

提起李隽青,宋淇先生精神立时一爽,说:“呀,李隽青这个人真了不得,在作词里头是王,王。”王字他重复了两遍。

“陶秦是鬼才,那些黄梅调、民歌、小曲、山歌之类全是李写的,可是,价钱也贵,大概跟姚敏是一个class(级),要四百、五百。非但资格老,而且每首不同,都好,后来写黄梅调,像邵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真好,我们都佩服他,人也好。我认为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李隽青,一个是陶秦。像陶秦的《不了情》,那句‘忘不了,忘不了’,他有时候用的字你都不敢用,有一句我还记得,他用‘忘不了你的好!’这好坏的好字是最普通的字,谁敢写在歌词里?他竟用了。所以《不了情》后来红遍台湾,那个电影反而不如这首歌。(《不了情》编剧潘柳黛,似有意模仿张爱玲早期同名的《不了情》,鉴诸张、潘二人同时走红敌伪时期的上海文坛,这其中的恩怨是非,又是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了)。歌曲是王福龄,不是姚敏作的。所以我后来对王福龄另眼相看。哪怕只写一首歌,也值得留他的名字下来。”

“对了,写流行歌曲的都是所谓海派才子,像范烟桥、陈蝶衣等,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也弄不出来。”我说。

这一点得到宋淇先生的认可。

●流行歌曲三大名家

这时候谈话的镜头,逐渐转到另一重要作词家陈蝶衣身上了。宋淇说:

“陈蝶衣我同他很熟,我们叫他蝶老。因为他岁数比我大,在上海小报界很有地位,也叫他蝶老,或者叫他大哥,像小弟弟凤三之类。凤三也是很早就在小报界成名了,蝶老的词儿是鸳鸯蝴蝶派。譬如说钟情有一首歌叫《郎如春日风》,可能是蝶老这一派的。(这时候我又插嘴说,《郎如春日风》袭自《郎是春日风》,是白虹的名歌,不知原词是不是蝶老填的?经决定明天一问蝶老)。你看他的作品,都是这一类的词儿。不像李隽青有点天籁,很像小孩子唱的山歌。你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头子,怎么会写得这样新鲜?我还记得他写的唐伯虎追秋香。喜剧性的,秋香答词,唐伯虎追她,写得俏皮到极点。”

岂仅是小儿女情怀,李隽青作词的作风,往往是七分写真,三分讽刺,像一九四九年前李替周璇的许多电影填词,就走的这一条路子。例如:

《鸾凤和鸣》中的《真善美》(李厚襄作曲)。

《讨厌的早晨》(陈歌辛作曲)。

《渔家女》中的主题曲《渔家女》(黎锦光、七牛)作曲)。

《交换》(李七牛作曲)。

《疯狂世界》(李七牛作曲)……都是李隽青的杰作。这些歌至今还在流行,还有人在传播,歌词不难找到。又像胜利后流行的两支歌,周璇唱的《龙华的桃花》,吴莺音、姚敏等合唱的《夫妻相骂》,也都由李捉刀;这最后两首纯粹是写实路线。

先暂举《龙华的桃花》与《讨厌的早晨》为例,看看李隽青写实的功力到底如何。

■龙华的桃花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也涨了价。

你也卖桃花,我也卖桃花,龙华的桃花也搬了家。

路不平,风又大,命薄的桃花断送在车轮下。

古瓷瓶,红木架,幸运的桃花都藏在阔人家。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讨厌的早晨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

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

只有卖报的呼声,比较有书卷气。

煤球烟熏得眼昏迷,这是厨房里的开锣戏。

一日被面飘扬像升旗,这是晒台上的开幕礼。

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例。

这样的生活,我过得真有点儿腻。

我趁机告诉宋淇,我到香港来,李隽青原本也是采访的对象之一,后来蝶老在信中对我说,李和姚敏已经过世了(姚莉因为兄妹情深,称之为“过生”),曾使我的心情激动低回不已,仿佛一个时代也随着他们随风而逝了。

谈到这里,宋淇对于自己“滥竽”电影界十三年之久,颇有牢骚。但是牢骚过后,他还是对最近香港电影界出现了一批年轻人,也就是广东人所谓的“发烧友”,感到兴趣。这些人都到美国西部的大学进修过,看过很多电影库房(film archive)的古典作品,像伯格曼(Lngmar Bergmann)啦,义大利派啦,希区柯克啦,所以不太有从前那些人的习气。

因为机会实在难得,从陈蝶衣我又想扩大层面,追问到陈歌辛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兼词人(在次日对陈蝶衣的访问中,终于追索出他的一点身世)。

陈歌辛的哲嗣陈钢,作过一首利用越剧基调做主题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是大陆五十年代以后,上得了国际台盘的交响乐制作,真可谓虎父无犬子。

陈歌辛与黎锦光相同,化名如天上繁星,根据警察广播台凌晨女士在《凌晨之歌》的统计,黎锦光有金钢、李七牛、金玉谷等化名──根据我的猜测,金流(写《醉人的口红》与《自君别后》者)跟巾光(替吴莺音制作《南风》者)也是他──譬如陈昌寿、戈忻、林枚(可能还有别的,一时不敢妄拟)均是他。换言之,陈歌辛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唯一可以和黎锦光分庭抗礼的作曲家,姚敏根据我的浅见,只能挂三牌,余下来要数李厚襄(侯湘)。

再换言之,流行歌曲的三大名家是状元黎锦光,榜眼陈歌辛,探花姚敏。陈的名曲之多,屈指难数,若非天才,孰能致之?像《玫瑰玫瑰我爱你》(姚莉唱),《不要你》(姚莉唱),《蔷薇处处开》(龚秋霞唱),《夜上海》、《花样的年华》、《凤凰于飞》(周璇唱),《三轮车上的小姐》(屈云云唱),《布彀》(郎毓秀唱,艺术歌曲),《风花雪》、《创造》(欧阳飞莺唱,半艺术歌曲),《忘忧草》(李香兰唱,半艺术歌曲),《夜半行》(白虹唱)都是陈的名作。惜乎此人不寿,六十年代受迫害而死。

但是一问之下,宋淇对陈歌辛这个人,只听见过名字,斯人斯事完全讳莫如深。对于其子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是听也没有听过,不过在“八方风雨会甘州”的香港,这一点说来使人不能置信。

●闲话沦陷期间上海的话剧运动

在三问陈歌辛不得要领之后,却冒出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来,那便是沦陷期间上海的话剧运动等(前面已经提过,不想再重复),想来也是关心沧桑掌故的文艺界朋友,或者一般读者乐于听闻的。所以我也乐于开一记岔笔,一并附录于后。不过聊到最后,宋淇并未忘题,又远兜远转,回到流行歌曲这一本题,可谓善于吟哦的转轮老手了。宋淇说:

我在上海接近的一批人,是我燕京大学一起出来搞话剧的那批人,跟电影界的人没有来往,抗战一胜利我就回家乡做生意去了,脱离了那个话剧界。可是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入了电影,其中各地方的人都有,譬如说黄宗英(女)、黄宗江(男)他们是浙江温州人,可是不会说温州话,完全说国语。这一批人都人了电影界,他们主要入的是文华公司,老板是吴性栽,吴另外还有一个公司是清华公司,燕京派的人大批进去,文华公司则有张爱玲。”

宋淇一提起清华公司,触发了我的某种记忆,立即抓住机会;问:“那么清华为什么那么左?”

谁知宋胸有成竹地说:“所有上海电影界从头到底都是左派倾向。清华的主持人就是金山。”

“哦?”我说,“像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叫《大团圆》。──”

宋立刻接过话头:“《大团圆》就是黄宗江的编剧,导演是丁力,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心脏病死了。吴性栽在抗战的时候,一向支持费穆,来香港以后也同费穆来往,左派捧得不得了,后来费就死在香港。”

提起费穆,我立刻想起费的《小城之春》:“听说他是很有才华的?”

谁知宋的反应跟他听见李隽青的名字时,完全两样,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想他有点小聪明,他的电影我从来不看的。那时,文华表面上是知识分子,主要是‘苦干’那批人,包括黄佐临、曹禺、张骏祥(袁俊)、石挥、李丽华、桑弧。桑弧同张爱玲两个人是好朋友。张爱玲的剧本,有一个条件,非桑弧导演不可,别的导演她宁可不写。她第一个戏是《不了情》。”

我说:“张觉得很遗憾,因为陈燕燕穿了那个黑袍子,陈看了很不高兴,还在报上说。”

宋淇接着说:“陈燕燕在报上辟谣说没有那回事。我去看过电影,陈燕燕胖得要死,因为刚生过孩子,身段没有了。张的第二部电影叫《太太万岁》,最近在香港上演,我也没有看。”

我说:“《太太万岁》改编自一个外国剧本(美国?),叫《说谎太太》。”

宋淇说:“张没有跟我说过,我也不知道。”

我说:“那当然。《太太万岁》的女主角叫蒋天流。”

宋淇说:“蒋天流我也认识。听说那个电影非常精采,蒋天流也演得好得不得了。听说里头还有石挥。”

我说不是石挥,是张伐。

“这个电影又卖座(指《太太万岁》)。张爱玲说,我来香港完全看不惯,我在上海的时候,编剧简直不得了。导演个个要上编剧的门。谁拿到好剧本,谁就能导出好戏来。导演的程度就高了。在香港,一个导演不为剧本,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当导演,连编剧费也得算他的。就是别人的剧本来了,他也替他改几个字,然后跟公司说,我替他改过了,否则不能用,还得问公司要一笔编剧费。张爱玲说,那时候导演个个上我的门,根本不见,就见桑弧一个。”

我哈哈大笑起来了:“向来就不见人。”

宋淇不理会我的笑谑,迳自说了下去:“演员也个个上她的门,想法子希望在她的戏里。”

可是,因为我急于想抓住实际的东西,很不礼貌地把话头岔开了去,简直有点急不暇待地:

“那么我想问一下,《倾城之恋》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也上过舞台?”

“演《倾城之恋》的时候,我跟张爱玲还不认识。”

没指望了。其实,是宋卖了一记关子,因为到了最后,他还是谈到《倾城之恋》。

●当时上海话剧界的“三国志”

现在他权且按下不表,先聊起当时上海话剧界的“三国志”来。

“费穆他们在卡尔登(一家戏院)。费穆手下有几个大将:舒适、刘琼、舒适的太太慕容婉儿,他们有几出戏卖钱,像《浮生六记》。费穆有他自己的风格,背后老板是吴性栽。我们那个剧团叫同茂,是上海剧艺社传下来的,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董浩云,船王。他没有事,也没有船。”

我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了:“那时他还没有船?”

宋淇并没有跟着笑,他说:“哪里有船呢?船都给日本人拿走了,船王跟我们在一起,还有一个开纱厂的徐羽生,他是SeventhAdventists,很热心的教徒;还有一个现在在香港开万隆照相馆;又有一个就是剧艺社的李伯龙,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根本被剧艺社和共产党员所影响。演员里面呢,几个现在都是他们的党员了。”

“当时你们不觉得吗?”

“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第一,谁都不来吵架,说要加薪水,同别的剧团情形不一样。第二,他们很刻苦;第三,他们不争排名。”

这是在草昧时期,自然乐于同甘共苦,我暗暗地想。“那么有哪些演员呢?”

“黄宗江、黄宗英啦、孙道临啦,孙道临不来了吗(指到了香港)?”

“像孙的《舞台姐妹》。”我说,我没有说出来,我并不喜欢孙的《舞台姐妹》,太忠奸立判脸谱化了。

“像《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就是孙道临的。孙在学校(指燕京)念Philosophy(哲学),跟张东荪,后来又回学校念莎士比亚,念Drama(戏剧),那英文、文学修养好得不得了。”

可是,《舞台姐妹》为什么拍得那么糟呢?

“黄宗江也是我们燕京的。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抗战时候,从重庆源源不断有剧本供给我们。曹禺改编巴金的《家》,就有人给我们。张骏祥改编的剧本《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舞台剧,拍过电影的,中文叫《浮生若梦》,也交给我们,剧本来源很奇怪,就是这一套,最近李伯龙出来了。可是他并不是党员。然后他说原来我们是他们的大本营。我们是在法租界的金都戏院。

另外,黄佐临的父亲是太古洋行的买办,父亲送他去剑桥念经济。那时候洋行买办,像怡和、太古都是inherited(世袭)的。佐临回来以后,不愿做买办,又回剑桥,念戏。他拿到剑桥的M.Litt,那个学位比一般的博士学位还要难拿。我起先不相信,怎么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拿到Cambridge的M.Litt,结果我一查,他的论文是shakespearean Productions《莎士比亚演出统计》,好厉害的。

黄最卖座的戏是《大马戏团》,改编自AndreyeV(一八七一─一九一九)的《吃耳光的人》,师陀(小说家芦焚)改编,大卖其钱,一连演了七十几天,后来石挥演到七十几天不支晕倒,造成了eadline(头条新闻)。那时候还在卡尔登,后来搬了。这个集团还有张伐、韩非、韦伟(《小城之春》的女主角,后来一直在香港左派的凤凰公司)、沈芸。那时候费穆在卡尔登,有地利,我们只不过像刘备偏安,有人和,因为演员听话,乖,容易对付。那边呢,佐临那边可厉害,有天时,演员石挥是皇帝,因为石挥的Drojection好(会人戏),那个嗓子又是钢嗓子,不倒。那个宗江,一上去,嗓子倒了,哑了,所以我们叫他麒麟童,给石挥压住,动都动不得。结果他跑到内地去,再搞上话剧,我跟他就没有了消息。他就把黄宗英交给我,托我。”

●关于色,戒

宋淇笑道,“《色,戒》的故事其实是我的故事。”宋淇接着说:“这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也不是编的。”

我因此追问:“我还以为是和胡兰成时代有关的故事。”

但宋淇说:“不是不是。那几个学生所做的,就是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那时候燕京有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单位,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湘德,他是一个头子,在天津北京匡匡匡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其中有个开滦煤矿的买办,姓魏的,有两个孪生的女儿,很漂亮,是我在燕京的学生,上面一看,也不像,就给放了出来。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村。”

※ ※ ※

●林以亮其人其文──《林以亮佚文集》编后/陈子善

长期以来,林以亮,也就是宋淇的名字,是与张爱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知道他是张爱玲的好友,他推荐张爱玲的作品给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他担任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等等;人们还知道他写过不少回忆和研究张爱玲的妙文,是“张迷”和张爱玲研究专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林以亮自己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诗人和编辑家,他在文学乃至文化领域里建树甚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香港文学史上,林以亮理应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林以亮(一九一九─一九九六)是浙江吴兴人,原名宋淇,笔名宋悌芬、欧阳竟、余怀、杨晋等。其父宋春舫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藏书家,可谓家学渊源。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获荣誉文学学士。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傅雷、钱钟书等过从甚密。

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主编过颇有影响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南北和》等,是香港作家中“触电影”最早的,成为一名出色的“拜银幕的人”。他一九七二年创办《文林》杂志。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四年间,又执教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出版《译丛》(Renditions)中译英半年刊,他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退休以后,林以亮仍阅读笔耕不辍,直至谢世。

尽管痴迷文学、翻译和电影,写作生涯伴随生命始终,林以亮生前出版的著作并不很多,计有下列七种:

《前言与后语》一九六八年7月香港正文出版社初版,同年十一月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再版

《林以亮论翻译》一九七四年三月台北志文出版社初版

《林以亮诗话》一九七六年八月台北洪苑书店初版

《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九七六年九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

《昨日今日》一九八一年五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文学与翻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更上一层楼》一九八七年五月台北九歌出版社初版,一九九八年三月增订再版。内地版改书名为《文思录》,即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其实,林以亮还有不少诗文,由于各种原因,散见于大陆和港台报刊,未曾结集,也未曾引起文学史研究者和林以亮作品爱好者的注意。

《林以亮佚文集》就是林以亮佚文的首次结集,共分上下二编,均为上述七种著作所未录者,现略作说明如下:

‘上编’为林以亮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创作,收入他的散文、新诗和评论,评论文字则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和翻译众多领域。从中可清楚的看出青年林以亮的艺术趣味和爱好,可明晰的把握青年林以亮心智成长的轨迹,浓郁的诗情、纤丽的文笔,不时闪现的文学感悟,以及深受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林以亮这些自娱遣怀作品的共同特征。

‘下编’为林以亮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包括古典诗词、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影评、文学回忆,以及他在主编《文林》期间发表的文艺随笔,等等。范围更为广泛,内容也更见精采。

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后期林以亮对文学艺术的严肃思考,不乏独到的心得,精辟的灼见,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写作技巧上,都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他的古典诗词分析深入细腻,妙绪纷披;他的“张学”、“金学”和对其他现代作家的探讨既切中肯綮,又颇具史料价值;他的外国小说和影视品评中正平和,卓识迭出;他的文艺随笔也是熔知识、见解、机智、幽默于一炉。学贯中西,温润浑成,是林以亮这些后期作品的显著特色,堪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句。从而展示了一位文坛大家的追求、成熟和与众不同,为浸淫“五四”遗风又回归文化传统的一代知识分子清澈敦厚的艺术心灵作见证。

予生也晚,与林以亮先生未谋一面。九十年代初首次到港访学,他已在病中,深居简出,当然不便打扰。但有幸与他通信,请教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的下落等问题,承他详细解答,至今衷心感铭。本书的编成,也是笔者作为后辈,对前辈学人创作和研究成果的一种敬怀。编选工作前后历时三载,广为查考,甘苦自知。承林夫人文美先生惠允,夏志清先生赞许,颜纯钩先生绍介,在目前文学低迷,前辈学人著作尤其难以问世的情况下,香港皇冠出版社麦成辉先生慨然接受出版,李碧如小姐和余远小姐细心操作,谨此一并深致谢忱。

需要说明的是,林以亮也是“红学”家,关于《红楼梦》的论述甚丰,拟遵照他的遗愿,另行结集。此外,笔者见闻有限,这部《林以亮佚文集》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期盼高明不吝指教,以便将来重印时增补。

为一九六六年的电影《何日君再来》插曲所写歌词

《断弦曲》曲:顾嘉辉/词:林以亮(宋淇)/主唱:静婷

《静静的黑夜》曲:顾嘉辉/词:林以亮(宋淇)/主唱:静婷

《摇摇摇》曲:顾嘉辉/词:林以亮(宋淇)/主唱:静婷

《花残泪》曲:顾嘉辉/词:林以亮(宋淇)/主唱:静婷

《断弦曲》曲:顾嘉辉/词:林以亮(宋淇)/主唱:静婷

《神倒魂颠》曲:顾嘉辉/词:林以亮(宋淇)/主唱:静婷

上一章目录+书签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