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创作过程的回顾 夏骏

“千大片子”,是我在读大学电视系时就常常自己激励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河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制作时间的过于匆促,现在播出的《河殇》,从电视导演的方面看来,还不能算是理想的“大片子”。这个节目的产生,也许带有某种偶然性。最初,它是作为对中日合拍的黄河影像资料的再利用而定题的。我被选中了--是因为我先有接受这个任务的愿望。坦率地说,我与许多同行和观众一样不会满足于把黄河仅仅编成一个展示历史联想、地理特色和民俗风貌的节目,尽管这种节日是绝对必要的“一格”。但我不想用自己的创作备这“一格”。

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作为原《黄河》拍摄组的一个成员,走了黄河的一部分。我看到了黄河。在这以前,我作为匆匆过客曾在桥上数度经过黄河。但我并没有看到黄河。而现在,我来了,看了,感受了。我被黄河震撼了。但不是为它曾被千年诗化的气势所震撼,而是被它的丑陋、贫困,和它所潜伏的危机所震撼。在花园口附近,我曾一直走到河床中心地带。那时那里的黄河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水流滚滚的天河,而是一块沼泽,一片泥地,一个又旧又大、变化无常的怪物。我感到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为它激动、焦虑、压抑、悲观、振奋……。黄河太“大”了,太丰富了,也太沉重了。你当然可以从地理、民俗、历史联想等方面拍黄河,但不是更可以从横剖纵剖的、俯瞰的、反观的、对比的等方面拍黄河吗?大黄河,换一个角度就是一个形态。我从来没有感到离黄河这样近,黄河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我发誓,将来我要从我的角度拍黄何,当时当然也明白,也许我的这个誓愿要等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实现。当时我是多么希望实现它呀!哪怕为此等待一生都值得!我也深深知道,我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接近黄河,我也只能是灾难深重的黄河的无法活得轻松的儿子。当时我不知道我将来如果能把这一切说出来,用画面展示出来,会不会轻松一些。也许,这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轻松些才说才拍。跟黄河重新对话的时代到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以及毕业后的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正是思想界十分活跃,“文化热”很兴盛的时期,广泛的阅读和朋友交流使我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了解了我以前没有获得的角度。“电视文化”的思考也使我希望自己能够用电视这件最现代的传播工具表现我的社会文化思考。

我这一代,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对世代居住的地理环境的热爱与崇拜,对历史也只有简单的正统认识角度。活跃的社会思想气氛和逐渐增多的人际交流所提供的启示,使我离开了这个角度。许多传统崇拜物的光辉黯淡了,对龙以及长城等传统徽标物的新看法也就极容易接受。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开始酝酿,准备接受对黄河画面素材再利用的任务。一部三十集的《黄河》系列片创作播出在前,利用同样的素材再编一部系列节目其难度是可以想像的。但我自信可以找到我自己的角度。于是我开始物色能够产生共鸣的合作者。在我的母校任职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成为首选。这是一次一拍即合的寻觅。称心的寻觅完成了,艰辛然而也愉快的合作开始了。第一道“工序”就是确立总体构想。连续几个星期,脑子里全是黄河,跟朋友们谈的也是黄河。前此获得的各种角度的文化思考都当然地成为我们构思黄河的重要参照。终于,构想提纲形成了。老苏给片子取了一个很符合他的气质的题目《大血脉》。然后,把它拿给朋友们看,寻求共鸣、印证和意见。今天所看到的《河殇》的主题构思和逻辑层次就在这个提纲中了。那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和十月初的事。一九八七年十月份,我们请了王鲁湘同我们一起向电视台领导论证这个提纲的意义和可行性。此后,鲁湘成了我们“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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